追完《 八尺門的辯護人 》之後，百感交集。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個人，但他現在應該已經不在了。為保護當事人，我做了背景調整與改寫，大家就當作看故事吧。
鄧伯當時八十四歲，身子骨還算硬朗，只是每講一段話，都得再把假牙卡回去，他連買黏著劑的錢也沒有。因為他的錢，全都花在兩個兒子身上。
他是個榮民，五十歲那年相親結婚，妻子小他二十多歲，平時話少，媒人說她害羞，婚後幾年才懷疑是智能不足。然而為時已晚，血液早已流進譜系，接連兩個兒子都是中重度智能障礙，妻子則於十年前乳癌離世。
中重度智能障礙的評估並不困難，因為他們的作答都以點頭或搖頭進行，這些案主多半沒有工作能力，更遑論自我照護，他的二兒子甚至到現在還沒辦法自己擦屁股。由於兩個孩子都有被詐騙的歷史，因此幾年前開始申請身障證明，那天是大兒子的評估時段，陪同的還有一名社工。
鄧伯看起來非常疲倦，他的臉就是生活的痕跡，過去三十多年，他都在照顧兩個停在原地的孩子，一個只會寫自己的名字，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講不太出來。這跟他當初想像的家完全不一樣，但鄧伯把他們打理得很得體，衣著整潔，鬍子刮得乾乾淨淨，胸前口袋還放著摺好的衛生紙。
鄧伯的心臟不太好，然而比起自己的命，他更擔心兩個孩子的命運。即便社工再三保證國家會接續照料，但那份牽掛彷彿會被他帶進墳墓，一路跟他到下一輩子。
如果孩子能活到七十歲，那他得努力活到一百二十歲，臨走前他這樣對我說，而我相信他沒在開玩笑。
半年之後，他的二兒子過世了。
那天是他二兒子的評估時段，但沒人到場。我致電社工，才發現他二兒子前陣子過世了，重點是，他是被鄧伯掐死的。至於大兒子，則因為鄧伯心臟病發逃過一劫。
一個多月前，鄧伯讓兩個孩子服下自己的安眠藥後，打算輪番掐死他們，結果現在一個身亡，一個躺在加護病房，一個準備接受安置。到後來我其實已經聽不太清楚細節，因為社工的啜泣聲淹沒了話筒，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她，我只是一直想起鄧伯的一百二十歲。
當天下午我就查到了這則新聞，但出現的卻是「狠父掐死兩子，底層人倫悲歌」之類的標題。新聞略過了很多細節，主打一家三口被社會排擠，窮途末路因而尋死之類的方向，但瘋狂的不是記者的視角，而是留言區的內容。「拜託沒那種屁股就不要生」、「智障生智障不是活該嗎」、「前世欠債今生還」、「這種年紀就算判死也撐不到那一天了吧」。
讀故事的人不多，看熱鬧的倒是不少，為了正義也好，為了宣洩也罷，這兩件事本來就很難分得清楚，只是那些情緒性字眼，都離我看過的鄧伯非常遙遠。
鄧伯的案子我沒再往下追，因為無論生死，都不會是我想看到的結局。他是我第一個接觸過的殺人犯，而我也是第一次去想，殺了人，該不該判死刑？如果拿掉背後的故事，一個人就只剩下罪行，而沒有了過去，這樣是否公平？
當然，我也看過毫無悔意，欠債反倒殘殺手足的反社會人格患者。他直接放棄評估，因為他不屑精神抗辯，也不願接受教化，這類人的眼神沒有裝進任何東西，再怎麼用力探，你能看到的，只有對人性的懷疑。
同樣都帶走一條人命，但動機、環境與性格狀態完全不同，是否都能以死刑定案？
量刑之前，必須把故事拼回去，才能讓處罰符合比例原則，這就是還原脈絡的過程。所謂「脈絡」，指的就是案發情節與情境，故事的前後文。仔細還原脈絡，梳理因果關係，才有可能看到真相。
而這大概也是《八尺門的辯護人》導演最在意的部分。
去脈絡化的好處在於，讓事情看起來相對簡單。一旦把情節拿掉，善惡就變會得很單純，結論浮出水面，人性往下沉潛，對一般人而言，這是對情緒最沒有負擔的做法。畢竟這些罪犯只是社會版的過客，我們何苦去同理他們。沒錯，但對於執法人員而言，為了裁決的合理性，必須從脈絡開始理解起。
精神醫療也一樣，多數人不會想理解精神症狀的病理，只想被告知如何應對或閃避，這很正常。然而每個症狀都有其成因，每項成因都各自的節點，而心理師的任務，就是沿著節點，試著描出人物的弧線。
症狀是結論，脈絡是過程，探索「一個人為何會變成這樣」，是我在本片中最能認同的概念。
畢竟，我個人對廢死是存疑的，尤其在這一行，接觸過太多撕心裂肺的遺屬。兇嫌判死不會讓他們比較好過，但看到那些人走在路上，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對不起過世的人，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一報還一報，或許不是某些人口中的進步觀點，但有些時候，人心的現場，就是無法對應法學的期望。
不過本片編導兼原著作者唐福睿，也沒打算說服站在對面的人。他以本作拿下小說首獎之後曾說，「寫之前，我的立場就很清楚，反對死刑，但寫完反而不那麼肯定了。小說不能只是在捍衛自己的想法，要有其他見解，不要讓讀者覺得就是在看一部說服他的教科書。」
因此，即便導演的立場偏向廢死，他還是把兩邊的立場都說得很清楚。尤其是當主角打算為被告提出精神抗辯，重新鑑定罪犯是否「可教化」時，法官說了一席話，相信很多觀眾看了都心有戚戚焉，那段話是這樣說的：
「教化可能性的鑑定，是一種對未來的人性預測，但它的方法科學嗎？它能透過同儕審查，由不同的人操作，得到相同的結果嗎？如果不能，那就只是一種說法而已，鑑定一百次，就會有一百種可能。」
身為臨床人員，深感療癒的困難與漫長，經年累月的介入，卻可能因為一件插曲就打回原形。因此對「可教化」三個字，我從來都不確定該如何斷定。認知功能無礙就符合資格了嗎？他本身有被教化的意願嗎？道歉抄心經是悔改還是手段，抑或死刑的逃生門？出獄後若再犯案，那究竟誰該負責？是當初判斷的人，進行教化的人，還是罪犯本身呢？
這些事，學校沒有教，規則不斷改，等死的人與被留下來的人，同樣煎熬。
然而這又牽涉到另一個議題，「可教化」標準不一，或許會導致罪犯誤縱，但死刑誤判所產生的遺憾，可能會更加嚴重。不過劇中主角也說了，「任何事都無法排除誤判的可能性，如果擔心誤判，那麼所有的刑法都應該廢除。」
反過來說，當我們坐上法官席，生殺權柄操之在己時，我們是否真能問心無愧地一錘定音？既使對象罪無可逭，要能按下紅色鍵，將之送離人間，或許都不是我們想得那麼輕而易舉。
《八尺門的辯護人》做得很不錯的一點，在於它不只把法院外的懸案拍得跌宕起伏，法院內的攻防論述，也照顧了不同的觀點。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掙扎，有人看透世情，有人機關算盡，有人不計代價返家，有人迷失在陸地上。身為觀眾，無論是贊同廢死、支持死刑，或中立觀望，影片也都給出了各自反思的空間。
「我希望能讓大家輕輕晃動腦袋裡的想法，哪怕只是心底有個很微弱的聲音說『或許我可以重新思考這件事。』這樣就夠了。」這是導演當年接受訪談的結論。
現在想想，我們所擁有的社會福利，或尚能稱之為德政的律法，很多時候都是拿悲劇交換而來。因為罪案，我們抽絲剝繭，看見脈絡與結構，解剖整個過程，才會發現哪裡出了差錯。殺人不會讓社會變好，但它帶來的檢視與警惕，也許能成為改變的起因。倘若跳過了辯證與論述，那麼這個社會的反省，或許就只會停在蒼白的判決書上。
這個世界，沒有誰必須去同理誰，了解殺人犯的故事，是專業人員的任務，而不是每個國民的義務，尤其對受害者遺屬而言，這是非常痛苦的過程。理解與否，可以成為選項，但不該被勉強。
死刑存廢，一時片刻難有共識，然而民主的可貴在於，溝通不會成為彼此壓制的通道，而是彼此理解的過程。理解不等於諒解，罪愆也不會因此被消滅，但若願意去理解，愛與恨之間，除了刻痕之外，或許還會多出一些刻度。
#本文經「心理師的腦中小劇場 - 劉仲彬臨床心理師」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