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一歲的時候，我爸決定他的店面前方需要一道新牆。那是一道大牆，大約十二呎高二十呎長。舊牆快崩塌了，他「看得很厭煩」。但與其雇用包商或建築公司，他認為這是讓我和弟弟哈利練習的機會。
老爹負責拆除。我還記得痛苦驚訝地看著那個大洞，我非常確信絕對不會再有新牆了。
一年內幾乎每一天，老弟和我放學後就會到我爸店裡去蓋那道牆。我們一切自己來。我們挖地基、攪拌灰泥、搬運桶子。我還記得配方是兩份水泥、一份沙子、一份石灰。哈利負責操作水管。我們會在外面人行道上用鏟子攪拌好，裝進兩加侖的桶子，兩人各自砌磚。我們沒使用鋼筋或木框，只用了中間有泡沫那種水平儀。
如果你稍微懂一點建築，就知道這麼做簡直是瘋了。如果要說實話，這可是監獄囚犯那種勞動。在現代我們會打電話找社會局兒童保護課。這是很單調又漫長得沒必要的差事，最後花掉兩個小孩大半年的東西，成人團隊頂多只要兩天就能搞定。
老弟和我在週末、國定假日和假期都工作。那年我們整個夏天都在工作。沒關係。我爸從來不休假，所以我們也不行。我記得有好多次看著那個洞，無比洩氣。我看不出事情會怎麼收尾。這規模在我心目中大到難以測量。好像我們在蓋費城西區版的萬里長城──幾十億塊紅磚無盡延伸到不知什麼遙遠的鬼地方。我很確定等我老死的時候我一定還在攪拌水泥搬運桶子，我就是知道。
但是老爸不肯讓我們停工。每天我們必須到場，攪拌水泥，搬桶子，砌磚。是否下雨，是否熱得像地獄，我是否生氣、難過、生病或隔天有考試都不重要──沒藉口好說。我弟和我想要抱怨抗議，但是對老爸沒差，我們被困住了。這道牆沒完沒了，就是永恆。四季變換，朋友來來去去，老師退休──但這道牆還在。這道牆永遠都在。
有一天，哈利和我的心情特別不爽，我們拖著腳步咕噥，「這不可能」、「那太荒謬了」。
「我們到底築牆要幹嘛？這是不可能的，永遠都做不完。」
老爸聽到了我們的話，丟下他的工具，大步走到我們這邊。他拿走我手上的一塊磚，在我們面前舉高。
「別再想這道該死的牆了！」他說，「沒有什麼牆，只有磚塊，你們的工作是好好砌磚，然後繼續進行下一塊，把它砌好。然後下一塊。別擔心什麼牆。你們只要專注在一塊磚上。」
他走回店裡。哈利和我面面相覷，搖搖頭──這老兄瘋了──然後回去攪拌水泥。
我受過的某些最衝擊性的教訓，即使不願意我還是得學。我抗拒它、否定它，但是最後它正確無誤的份量變得無可迴避。我爸的磚牆就是那種教訓。
漫長的日子繼續過，雖然很不想承認，但我開始懂他的意思了。當我專注在牆上，工作就感覺不可能完成。沒完沒了。但是當我專注在一塊磚上，一切都變容易了──我知道我可以砌好下一塊該死的磚……
幾星期過去，磚堆高了，破洞只變小了一點。我開始了解感覺不可能和感覺可行的任務之間差別只是觀點問題。你是注意那道牆？還是注意磚塊？無論是考試考好申請大學，成為全球第一批大紅的嘻哈歌手，或建構好萊塢史上最成功的事業之一，在所有案例中，看來大到不可能的目標都可以分拆成個別可應付的任務──無法翻越的高牆是由一連串認知上可以處理的磚塊構成的。
在整個職涯中，我向來毫不留情。我奉行絕不妥協、高強度的工作倫理。我成功的秘密既無聊又不令人驚訝。你到場然後砌下一塊磚。生氣嗎？再砌一塊，首映週末票房欠佳？再砌一塊。專輯銷售下滑？起來再砌一塊。婚姻瀕臨失敗？再砌一塊。
過去三十年來，像所有人一樣，我面對過失敗、損失、羞辱、離婚和死亡。我受過生命威脅，錢被拿走，隱私被侵犯，家庭破裂──每一天我還是起來攪拌水泥，砌下一塊磚。無論你經歷了什麼，永遠有下一塊磚放在你面前，等著你去砌。唯一的問題是，你會起身去做嗎？
我聽人說過小孩子的人格會受名字的意義影響。呃，我的名字是老爸取的，他給了我人生最大的優勢。就是我承受逆境的能力。
他給了我意志力（譯注：Will的雙關語）。
那是個寒冷陰鬱的日子，在老弟和我開工將近一年後。當時，那道牆已經成為我生活中的例行公事，完工的想法感覺就像幻想。例如，如果我們真的做完了，又會悲劇般在後面出現另一個洞，立刻需要填補。但在那個凍僵的九月早上，我們攪拌好最後一堆灰泥，裝進最後一桶，砌下最後一塊磚。
老爸一直站在旁邊看最後幾塊磚被放到定位。他手拿香菸默默站著，欣賞我們的作品。哈利和我放下最後一塊磚測量水平，然後沉默。哈利聳聳肩──現在怎麼辦？我們要跳躍、歡呼，還是慶祝嗎？我們小心翼翼退後，站到老爸兩旁。
我們三個看著我們家的新牆。
老爸把他的菸丟到地上，用靴子扭轉踩熄，呼出最後一口煙霧，眼睛一直盯著牆。他說，「嗯，以後別再跟我說你們有什麼事做不到的。」
然後他走進店裡繼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