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工作，右手育兒：媽媽沒辦法將自己一分為二（雖然大家都喜歡歌頌她們身兼數職的天生神力），她們因此隨時隨地都在走鋼索，儘管沒人為她們鼓掌。
「宣布懷孕時，我在公司得到的回應很正面。我的產假和育嬰假在職場上也都很順利。但是因為我必須提前下班去托嬰中心接小孩，事情變得有點複雜。主管告訴我，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原本可以升遷。我覺得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為兒子付出不夠多、為工作付出的也不夠多，這種感受讓我精疲力竭。我已忙得喘不過氣，卻還是必須不斷地向所有人道歉。」二十九歲的藝術指導茱麗葉這樣說。有工作的媽媽經常背負雙重罪名，在他人眼中如此，在她們自己看來亦是如此。
有罪，因為她們不是好媽媽。想當然，「這樣的兩難令我難受，是要全職工作來成就我的事業與職涯，還是轉為兼職、花更多時間在孩子身上，讓他們別這麼累？」三十四歲的學者露意絲尋思。「我的罪惡感很重，覺得自己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不夠多（我先前週三、週六都必須工作）。」三十六歲的瑪西雍說。當她決定辭職時，親友都表示反對。當媽真是太棒了：不工作時有人怪妳，工作時也有人怪妳。我們不都讀過這樣的說法嗎？ 如果媽媽出去工作的話，她們的小孩會吃得比較差、比較少運動、課業落後、情緒管理有問題……總之就是災難一場。
有工作的媽媽們不僅苦於無法符合理想母親的形象，她們也被認為是不稱職的員工。因為太常缺勤、因為無法出席下午六點半的會議、因為很少或從未出席夜間應酬。「我最後一個工作的老闆拿母職為理由責怪我好幾次。我的主管自己也是媽媽，卻怪我在家照顧感染病毒的孩子而沒來上班。她說我沒把工作擺第一，所以是不稱職的員工；她還說，我是個不稱職的媽媽，因為如果是她，她會處理得更好。」三十七歲的行銷宣傳專員莎拉說。
二十六歲的教師夏洛特則敘述她的母職如何讓她深感內疚：「他們說我不應該在事業剛起步的時候、這麼年輕就生小孩。他們說產假並不正當，因為『懷孕不是病』，他們說媽媽本來就比爸爸更應該轉兼職，因為媽媽和孩子的關連更緊密（講這些話的人，都是我職場上的男性）。」當夏洛特終於因為過勞而病倒時，這些人很快就做出結論──「他們不承認我在職場面臨的苛刻處境，將一切都推到我剛生產這件事上面，把我過勞的原因全部歸咎於生育的辛苦。」高招！
被迫兼顧兩者的媽媽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不只因為她們必須減少工時、轉為兼職。二○一五年，有工作的媽媽當中百分之三十八無法晉升，她們當中每十個人就有六個因為家庭責任而放棄要求加薪。此外，她們當中有百分之十九曾經拒絕升遷──父親在這方面的比例則是百分之十二。有工作的媽媽們害怕無法負荷（她們很理智），她們傾向犧牲自己已經所剩無幾的事業野心，甚至直接把她們的職涯抱負關進衣櫃裡。
權益捍衛大使（Défenseur des droits）指出，目前在法國，女性表示自己面臨的職場歧視當中，懷孕與生育是第三高票（前兩名是她們的性別與外貌）。此外，女性就算沒有小孩也一樣慘遭歧視，只因為有子宮就被視為「高風險因子」（這是高官布莉姬．葛蕾西［Brigitte Grésy］的用詞）。「我們的調查結果證實，無論直接或間接，女性依舊因為懷孕或生育而在職場面臨高度的社會壓力。打從踏入職場開始，她們就因為身為女性、身為未來可能懷孕的媽媽而被歧視。而當她們真的懷孕之後，她們遭受的這些不平等因而更加鞏固、強化，直到她們的么子上小學（六歲）時方能緩和。」這份報告寫道。
克蕾蒙絲．帕儂（Clémence Pagnon）與伊詩瑪．拉素亞尼（Isma Lassouani）共同創立了「伊頌絲」（Issence）諮詢事務所，專門協助女性在事業與親職兩方面創造雙贏。她們關注的焦點是「第五孕期」，也就是產假結束之後、必須回歸職場的這段時期。二○二一年，她們針對七百位母親展開調查，發現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八復工之後，未能取回她們原先的職位……不僅如此，其中只有百分之十九有被事先告知（真讓人欣慰！）。
本文節錄自：臉譜出版《我是媽媽，也是一位女性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