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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需要的是「管教」,而非帶來速效的精神科藥物

為什麼有這麼多孩子在服藥?
藥物果然奏效,它改變了孩子的行為,這是非常令人害怕的地方。
把這些藥物當做行為矯正器,如今已到了外界難以想像的地步。

孩子需要的是「管教」,而非帶來速效的精神科藥物_img_1

崔特才八歲,在我的辦公室中他很開心。當我模仿卡通達菲鴨(Daffy Duck)的聲音說話,並且搖動我頭上戴的達菲鴨的布偶時,他咯咯的笑個不停。但是他的父母親告訴我,假如沒有順他的意,或是有些意外的事情發生時,他就會大發脾氣,在地上打滾哭鬧。「他會失控暴怒,」他母親說:「他會尖叫、摔東西、大哭大喊,但是五分鐘以後,他又笑了。」在我說任何話之前,他母親又說:「我上網去查了一下,我想他得的是快速循環型(rapid cycling)躁鬱症。」

哼呣,我一本正經的點點頭。

仔細檢查徹底評估之後,崔特顯然沒有躁鬱症,不管是不是快速循環型的,他只是情緒波動,事情沒有順他的意就生氣。這在八歲的兒童行為中還算正常,但是他的父母親對導正這種行為似乎很無助,或是說,對他的情緒爆發不能做出恰當的反應。我開始想,我要如何婉轉地跟這位媽媽說這個壞消息:她的孩子不需要吃藥。崔特的問題不在崔特身上,而在他的父母親沒有辦法制定並貫徹執行限制和後果。

我在第一章中有提到,在孩子文化適應的過程中有個很重要的任務,是教他們傅剛的準則:公平的玩/不可以打人/東西要放回原位/自己弄髒自己清/當你弄痛別人時要說對不起。從一九五五到一九八五這三十年間,父母親可以信賴幼兒園的課堂會把這些規則教給孩子;在那個時代,即使父母沒有盡到做父母的責任,通常還是可以放心他的孩子是知道並且接受這些準則的。但是好景不常,在今日任何一所美國的幼兒園,他們的第一要務是教雙母音(diphthong)而不是尊重、禮貌和得宜的舉止。

今天的父母必須在家中特意地教孩子傅剛的規則,以及所有跟這些規則有關的東西,但是很多父母沒有這樣做。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可能不知道他們需要這樣做,他們自己的父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並沒有這樣做,所以為什麼他們現在需要教這些東西給自己的孩子呢?第二,今日的父母對板下面孔、執行權威感到不舒服,至少比他們父母那一代更不自在。

我現在常常碰到像崔特媽媽這樣的父母,他們懷疑孩子的壞行為是不是有快速循環型躁鬱症或是其他神經精神病學上的原因。我跟父母解釋,對一名八歲的孩子來說,大哭半個小時後破涕為笑是正常的,有時候才哭五分鐘就會笑了。這個不叫快速循環型躁鬱症,這叫八歲的孩子。我一再的跟父母親說:做父母的責任是教導孩子自制力(self-control),要解釋什麼行為是不被接受的,設下界限,然後落實後果。

二十年前,這是普通知識,現在不再是了,至少在美國不再是了。

直到一九九四年之前,我很少看到任何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被診斷為躁鬱症,但是到二○○三年時,在美國已經很普遍。從一九九四年到二○○三年,美國兒童和青少年被診斷為躁鬱症的增加了四十倍。換句話說,在一九九四年每診斷出一個躁鬱症的孩子,到二○○三年時就有四十個,而大部分的新病人不到十五歲!

一九九○年代初期之前,不論在美國或世界上其他地區,都很少有兒童躁鬱症的診斷;一九九四年之前,大部分的專家都同意躁鬱症的症狀是憂鬱與狂躁輪替發生:一個人在狂躁症的時候是極端興奮、精力充沛的,可以整天不睡覺,維持好幾天或好幾個星期;憂鬱症則可以持續好幾個星期或好幾個月。

九○年代中期開始,一組研究者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畢德曼(Joseph Biederman)醫生的領導下,開始發表一序列的論文,聲稱兒童躁鬱症是不同的。他們認為兒童躁鬱症是快速循環的,狂躁與憂鬱只維持幾分鐘,而不是幾個禮拜或幾個月。他們認為兒童的狂躁症跟大人的不同,狂躁症的兒童不見得異常興奮或充滿活力,孩子們只是易怒(irritable)。

畢德曼所描繪的兒童跟大人的躁鬱症有這麼大的不同,你可能會問:畢德曼說的真的是躁鬱症嗎?畢德曼堅持是,而且認為應該用同樣強的抗精神病藥,如理斯必妥(Risperdal)和思樂康(Seroquel)來治療兒童(這些原是大人用的藥)。

這實在很令人起疑,心理治療師瑞其歐(Dominic Riccio)認為畢德曼的團隊「因為一個孩子有情緒波動而將之診斷為躁鬱症,假如一個孩子從快樂到悲傷,是衝動性的爆發,這是躁鬱症的特徵,但是孩子會有情緒波動,把這個當作精神疾病,是嚴重的瑕疵。」精神科醫師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二○○二年時,在青少年精神科做研究員,當時正是畢德曼在大力宣揚兒童躁鬱症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大堆兒童被貼上躁鬱症的標籤,但是當我們進一步做評估時,發現有很多孩子根本不是躁鬱症。許多臨床醫生發現告訴家長他們的孩子有大腦方面的疾病,比告訴家長這個孩子欠管教來得容易。」


這正是我跟崔特的媽媽面對的處境。崔特有情緒波動,當父母不買他想要的玩具給他時,他會在玩具店撒野、大哭大鬧。但是他的父母親從來沒有教過他什麼是好的、可以接受的行為,他的行為基本上就是一個從來沒有接受過一致性規矩的孩子的行為。

崔特的媽媽讀了《新聞週刊》(Newsweek)上關於兒童躁鬱症的封面故事,裡面訪問了畢德曼醫生和他哈佛的同事,他堅持許多醫生沒有診斷出有躁鬱症的兒童。我可以了解這位媽媽的挫折,我,薩克斯醫生,不過是個小地方上的家醫科醫生,我怎麼敢去挑戰《新聞週刊》和全世界有名的哈佛小兒精神科醫生畢德曼?

崔特的媽媽要我告訴她,崔特生病的原因是大腦中的化學物質不平衡,可以用理斯必妥或思樂康來矯正─畢德曼擁護的藥。我告訴她,崔特不需要這些藥,他需要有自信和權威、可以教他傅剛規則的父母。

崔特的母親氣呼呼的離開了。

在崔特媽媽憤怒的離開我的診所不到三週之後,畢德曼和他的哈佛同事承認,他們拿了嬌生公司(Johnson of Johnson,生產理斯必妥的藥商)、阿斯特捷利康公司(AstraZeneca,思樂康的製造者)和其他藥廠四百萬美元。這個賄賂案會被發現是因為美國的參議員葛雷斯利(Charles Grassley)向參議院司法委員會(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提出調查案。我必須澄清,畢德曼和他的同事並沒有違反法律,美國沒有法律禁止醫生接受藥廠的錢,但是畢德曼的行為不道德(譯注:一位醫生不可以為錢罔顧病人權益,不管法律有沒有規定,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我認為畢德曼醫生應該向《新聞週刊》和每一位讀者說,他在說兒童躁鬱症的那些話時,其實是拿了藥廠錢的代言人。

精神科的社工員魯特(Elizabeth Root)發現父母「喜歡藥物帶來的快速作用」,他們並不想下苦功找到問題的根源(譯注:就像臺灣的病人感冒會去找醫生打一針美國仙丹─類固醇,打了症狀變輕微,就滿意了,不管這藥可不可以打)。「現在精神科醫生常常把一般的違抗和行為不檢的孩子,誤診為精神上的疾病並過度開藥;好戰孩子的壞脾氣,被認為是精神疾病症狀的情況變本加厲。用躁鬱症、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DHD)和亞斯伯格症(Asperger's disorder)來給這些孩子開強效的精神病藥物,變成讓執拗的孩子鎮靜下來的正當理由,即使這樣做可能會永久性的傷害孩子的大腦,甚至害他們送命。」

孩子在生活上需要管教,家庭需要權威才能正常的運作,但是當父母放棄他們的權威時,真空就出現了。大自然厭惡真空,醫生手握著處方箋,於是被「吸入」(suck in),藥物填補了管理孩子行為的真空─原本應該由父母來填補的真空。

對很多美國的父母來說,餵孩子吃藥比管教他容易多了,這是很令人惋惜的事。在我眼中,這是美國處方藥物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這是北美獨有的現象。德國的研究者發現,當美國兒童躁鬱症大幅提高時,在德國這個診斷反而下降。西班牙也是,從一九九○到二○○八年間,兒童躁鬱症的比率在男孩沒有改變,在女孩是下降的。一項紐西蘭的研究發現,從一九九八到二○○七年,兒童躁鬱症不論男孩和女孩的比率都是下降的。

德國的研究者說,「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假設美國兒童躁鬱症的發生頻率比歐洲高,所以歐洲對美國突然飆高的躁鬱症流行率表示懷疑。在美國以外的地方,幼童身上診斷出躁鬱症是非常少見的……德國直到現在兒童躁鬱症仍然非常少見。」

研究者最近以國家綜合數據庫資料比較美國和英國兒童躁鬱症的診斷率,發現在調整了人口總量後,在英國每有一個孩子被診斷為躁鬱症,美國就有七十三個。

孩子需要的是「管教」,而非帶來速效的精神科藥物_img_2《教養,你可以做得更好:勇於承擔父母的責任,相信管教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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