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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與死亡的界線(上)

我問,要不要說出診斷?學長說不用,他叮嚀,「『宣』的時候,你只要說……」對,我要說的只是,某某人,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本院過世,如此而已。從護士身後看著,血壓已難以偵測的她早陷入意識深沉的流沙,呼吸淺得幾乎聽不見,連起伏也無能分辨,只有心電圖監測儀的螢幕上還有螢光綠線在黑暗中滑過。

活著與死亡的界線(上)_img_1
圖片來源/Pixabay

我很緊張。初時那幾日,我像個遇溺者,抓著當月同在一個病房的學長或同事們,反覆問他們同樣的問題。他們大半都有經驗,有時是白日,有時在半夜,知道流程該怎樣進行。早我一年的學長提起這件事時語調平穩,一如囑咐平日開藥開單等事宜。「到時,你就請小姐安放個心電圖監測儀,讓它跑一段,」該做什麼,該說什麼,得填哪些單張,這些我都得先記好,以免到時孤身一人,鎮定不來。

像操演儀式那樣,或像重複背誦因惶恓不安而萬分彆扭的臺詞,總在我們互相通報病房裡又有垂死個案時,我暗自複習再複習,那些最終要在家屬面前做最後確認的動作:聽呼吸音,摸脈搏,用筆燈照射瞳孔,還有等待心電圖儀吐出一張證明心跳停止的紀錄。因為關乎生命意義的終止,那時刻似乎嚴肅到任何失誤都會變成一種荒謬。我問,要不要說出診斷?學長說不用,他叮嚀,「『宣』的時候,你只要說……」對,我要說的只是,某某人,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本院過世,如此而已。

他們要我相信我終會遇上。進出流轉快速的腫瘤科病房,每個住院醫師的手上都有幾個人即將離去。除了固定來作化療的病患,其他人能做的便只有等待。等待總是磨人,有長有短,而當它們為數眾多,就會融聚成龐大的哀傷,隱隱而難耐的低壓,盤踞籠罩了整個病房。一些情景很常發生。護理站喧鬧忙亂如常,忽地走廊上就魚貫步入了幾個人,他們的群集都很安靜,穿過一路上的換藥車、護士、或其他絮聒的家屬而去,直入某間病室。

有時我在畫面之外瞥望那場景,站在門口討論些什麼的人們,沉鬱的氣息和刻意壓低的語調,彷彿那空間是一個奇異點,吸捲了附近所有聲音的質量。而他們總是景深裡面目糊去的一個個輪廓,無語地矗立在床尾,盯著床上意識已沉的人看,眼睛濕濕紅紅的,好像兀鷹,也許是因為,手足無措的時候,也只有等待。

那個月中的幾日,正好幾個末期病患以一種極快的速度密集地相偕離去,病房區於是透著一股迫重的張力,令我們難以喘息。我看見剛剛宣完一個人死去的同事走進休息室,凝面沉默地把剩下的細節處理完,心裡便一面焦慮著這些可能來臨的場面,一面又頗有罪責感地慶幸起,接連這幾個病人的離開時點都恰好跳過了我的值班日,我幸而不必自己面對。

然而那晚,我值夜。傍晚交班時,學長說,「有一個已經快要不行了,」是他的患者。對側的走廊上,躺著我自己因癌末而漸次昏迷的另一個病人,算來有兩個潛在的病患,我的壓力陡地升高,想著,大概是捱不過這個晚上的。整個小半夜,我把病房的事處理一輪,間中護士偶來回報,「那床病人的血壓在掉了。」她叫我再等等,可以先睡一會兒,常駐於此經驗老練的她們反而是新手如我的引導者。她說時候到了她會再叫我。我於是和衣孤自在值班室的床板上沉沉睡去,疲累得沒有夢,只有似乎好久以後,一通很冷很脆的電話鈴聲打進值班室來把我叫醒。那頭說,「你可以出來了。」

凌晨近二時,走道靜冷得連連響起回音。我探進那間三人病室,長長的房間,闃暗得有如深穴。第一張床的帷簾已經拉起,圍護著唯一亮著床頭燈的病床,像個偌大漆黑舞臺上的光圈,圈裡躺著的不是我自己的病人,而是學長交代的乳癌末期患者。從護士身後看著,血壓已難以偵測的她早陷入意識深沉的流沙,呼吸淺得幾乎聽不見,連起伏也無能分辨,只有心電圖監測儀的螢幕上還有螢光綠線在黑暗中滑過,偶爾伴隨嗶聲躍起一個小小的尖波。護士要我盯著螢幕,等待再也無波的時刻。一邊,家屬已在,他們或站或趴伏在床緣,輪流握著病人的手叨叨敘說最後的話語。

彼時,心底忽而一片刷白。

活著與死亡的界線(上)_img_2《私房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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